池晶没没无闻

中国人最早的赌博是从游戏中来，《说文》中即有“博局戏”一说。玩棋子，文娱项目的一类，大概多是一副棋加一个棋盘，按一定的规则比输赢，输和赢作为目的，也就有了“赌”的性质。《穆天子传》曰：“天子与井公博，三日而决。”这二位也不知道当时下的什么棋，三天究竟“决”出高下没有，也不清楚。看来下这盘棋的三天中间，恐怕是要“停止办公”的。 因此，这种争高下见输赢的玩法，相当耗费时间，还需要具有比较丰实的物质基础。“虞氏者，梁之富人……设酒击博楼上”，玩，还要管人吃喝。这就是说，没钱的人家，是“博”不起的，至少没时间。务农，要照顾地里的庄稼吧？放牧，要喂饱自家的牛羊吧？经商，要运筹寻找货源买进卖出吧？读书，要完成课余作业吧？看来最“消闲”的就是天子和大官儿了，然而《孔子家语》则认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“博局戏”都不值得提倡。“哀公问孔子曰：‘吾闻君子不博，有之？’孔子曰：‘有之，为其兼 ”引恶道也。 哀公问孔子：听说有教养的人是不参与那些争输赢的娱乐的，有没有这回事呢？孔子说有。玩这玩艺是引人不走正道。也许那时就有了赢钱赢财物的事。单纯的娱乐就不够刺激，于是就有人“创新”了，玩也要有“收获”，可能最初是从“小”处来，挣点儿彼此能产生兴趣的东西，挣点儿低值刀币或“鬼脸”币什么的。可能开了“大”的先例的是《世语新说?汰侈》的记载：“王武子语君夫：‘我射不如卿，今指赌卿牛，以千万对之。 ” 我射箭比不过你，我就把牛输给你。这“以千万对之”，不知什么意思。从数学概念来理解，就有点不可思议，仿佛大吹其“牛”的了。 古人的“博之戏”的赌，也叫“博塞”，延续到唐代，似乎还“方兴未艾”。杜甫《今夕行》云：“咸阳客舍一事无，相与博塞为欢娱。”也不知他在咸阳闲得难受的时候与谁赌的，更不知输了多少赢了多少。 中国人的赌确乎是有些渊源的。既有“发明”，又有“进步”，后来还引进了西式玩法。骰子，牌九，麻将，轮盘赌，老虎机，花样多多，输房子输地，还有把老婆都输给人家的。“规则”明确，非法亦法，输成“光屁股”，也找不到地方哭，一成“传统”，便是“国病”。 真的玩“大”的是在当代。据说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皇冠赌场，其赌客中黄皮肤黑头发的人占了 ６０％，亚洲背景人士是洲人士的六倍。中国人是首位，以此引发的事件的比例自也不会低于他国。小到婚姻解体，大到杀人越货。一华人妇女俞洁华者，一想起老虎角子机便心庠难耐，若大麻鸦片之癖，将１９ 个月的儿子锁入宝马车中，直奔赌厅。她自谓这叫“小赌怡情”。南 度，半球的夏日太阳能煮熟鸡蛋，当天测得车内温度高于摄氏回来一看，孩子“半熟”了。 此“瘾”令人悚然。 赌成了瘾还能“胆大包天”，用国家和人民的钱去美国、赴澳门“豪赌”。据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３月２７日题为《中国的腐败大案均与赌博有关》的报道，读后令人咋舌：“本月初，中国银行行长证实，银行的五名高级管理人员从广东开平市的一个分行非法盗用了４．８３亿美元”，“似乎一些被腐蚀的干部都不能抵 年曾经御来自赌桌的诱惑……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于１９９６一１９９９在澳门赌场１７万美元”，“你不难发 次，输掉了盗用的资金４８０现，在那里下大注狂赌的人是来自大陆的人”，凡这些巨贪“豪客”不被逮则已，逮了也别想再“找到地方哭”。 没资金“豪赌”就小打小闹，“方城之戏”，即打麻将。玩这东西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消闲和消遣。可一沾了“钱”字的边儿就越输越想赢回来，也越就赢不回来。从十块八块，到百儿八十，到千儿八百，到万儿八千，就怕倒回头来细算。哟，那作坊没了；呀，那厂子没了。无钱而想赚钱的，越赌越穷；有钱也不想赔钱，却由富变穷。造物安排成了大户的不多，倒霉弄得家破人亡的不少。这么长此以往，“博”得连生计的，生活的，生息的路都给“塞”了，留下来的只是茫茫红尘中演而不衰的“博局戏”。 按中国的人口比例，当然不能夸大陷于不幸的人们的数字，可一旦成了“国病”，抑或说“国病”的复发，蔓延下去，必伏大患。 胡适当年曾为此痛心疾首地说：“中国的男人打麻将为消闲，女人们打麻将为家常，老人打麻将为下半生的‘大事 业 ’我们走遍世界，可曾看见哪个长进的民族、文明的国家，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？” 一些地方的许多人委实老毛病又犯了，不能只看做“博局戏”的事，而是关系到家运，影响到国运。大约两千年前古人就告诫：“今世之人，不务经术，好习博弈，废事弃业，忘寝与食，穷日尽明，继以脂烛，当以临局交争，此自雄末决，人事旷而不修……变诈之务，则非忠良之士！” 可千万别落个“非忠良”的名声。 近闻“麻将”被列为体育项目，但愿这是“体育”。

古来文人之厄，莫过于文字狱。大约文人所依仗着的，不过一枝秃笔，不弄点什么在纸上，甚至刻成书，就难受。当然，这一不难受就容易出事。在皇帝的治下，政治上的忌讳是免不了，白纸黑字的议论，如果政治上不正确，又恰好碰上个过敏的主子，再加上若干条鼻子特好使的狗，那么就有可能倒霉。有明一朝，在开始的时候，朱元璋识字无多，文字狱往往都是阿Q 式的，自家秃头，忌讳人家说光，偏有那么些小文人对拍马屁特别有兴趣，自投罗网，结果一个接一个地莫名其妙就丢了性命。到后来，随着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，文字狱的水准也水涨船高，稍微像点样了。比如李贽放言无忌，捧秦始皇，赞美私奔的卓文君，说伺候了四朝皇帝的冯道的好话，连对孔子都敢说三道四，宣称不一定以其是非为是非。虽然文革时批儒评法的当口，很让江青和梁效们受用，被树为法家的典型，著作还被印成大字本，广为发行，但在李贽活着的时候，给他带来的却是灾祸。 被捉进官里，断送了老头皮。历朝历代，论起来，还是清朝文字狱最红火，康雍乾盛世百多年，就闹了百多年的文字狱。不仅传统的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依然，而且又新添了许多敏感领域，不仅狄夷这种字眼犯忌讳，连明、清、朱、红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说出了一个以前看起来是常见的词组：浊清，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怒，说你把“浊”字加于国号之上，是何心肠？甚至如果你在诗文里多用了几个日月，也可能被人告发，说是别有用心 念念不忘明朝。不过，要我说，文人最倒霉的，还不是在文字上遭灾，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触犯了忌讳，尽管断送了老头皮或者不老的头皮，在后人，还多少能赢得几分赞誉，被夸成有勇气，甚至有见识。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种名义修理的文人，不仅当时很惨，过后也得不到后人的好评，在今天看来，属于晦气到家了。 清初的吴兆骞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。吴兆骞是明末清初之季，江南有名的才子，这样的才子，在明社为屋之际，尽管没有顾炎武、傅山、张煌言、夏完淳那样的恢复之志，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国之慨。虽然很快就出来应试，做了顺民，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，这种人还是有欠修理的地方，至少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不安分，也要弄点名堂杀一杀这些人的傲气。于是，科场案出来了，凡是被举报的考官考生，统统丢了吃饭的家伙，而取中的举子，则被押到北京，俩兵丁拿着大刀看一个，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当场考试。江南才子吴兆骞就是被押解到京，在杀气腾腾的考场上考试的一个倒霉鬼。 一种说法是，从来都娇生惯养的吴兆骞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不免浑身颤抖，握不成笔，结果交了白卷。还有一种说法是 吴兆骞被押进考场之后，傲气陡起，说我吴兆骞考个举人还用受这种气，一字不写，交了白卷。不管哪种说法是对的，反正吴兆骞交了白卷，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极边之地，到宁古塔（今黑龙江宁安）给披甲人为奴了，再重一点，就是绞刑了。尽管吴的文名早已上达天听，皇帝应该知道，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后门才能考上，但处分依然是这么重。 吴兆骞在宁古塔的冰天雪地里，背着考试作弊的罪名，一待就是23 年。最后还是一班儿老朋友看不下去，托关系托到当时的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头上，纳兰惺惺相惜，伸以援手，这才让吴兆骞在暮年回到了家乡。

古来文人之厄，莫过于文字狱。大约文人所依仗着的，不过一枝秃笔，不弄点什么在纸上，甚至刻成书，就难受。当然，这一不难受就容易出事。在皇帝的治下，政治上的忌讳是免不了，白纸黑字的议论，如果政治上不正确，又恰好碰上个过敏的主子，再加上若干条鼻子特好使的狗，那么就有可能倒霉。有明一朝，在开始的时候，朱元璋识字无多，文字狱往往都是阿Q 式的，自家秃头，忌讳人家说光，偏有那么些小文人对拍马屁特别有兴趣，自投罗网，结果一个接一个地莫名其妙就丢了性命。到后来，随着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，文字狱的水准也水涨船高，稍微像点样了。比如李贽放言无忌，捧秦始皇，赞美私奔的卓文君，说伺候了四朝皇帝的冯道的好话，连对孔子都敢说三道四，宣称不一定以其是非为是非。虽然文革时批儒评法的当口，很让江青和梁效们受用，被树为法家的典型，著作还被印成大字本，广为发行，但在李贽活着的时候，给他带来的却是灾祸。 被捉进官里，断送了老头皮。历朝历代，论起来，还是清朝文字狱最红火，康雍乾盛世百多年，就闹了百多年的文字狱。不仅传统的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依然，而且又新添了许多敏感领域，不仅狄夷这种字眼犯忌讳，连明、清、朱、红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说出了一个以前看起来是常见的词组：浊清，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怒，说你把“浊”字加于国号之上，是何心肠？甚至如果你在诗文里多用了几个日月，也可能被人告发，说是别有用心 念念不忘明朝。不过，要我说，文人最倒霉的，还不是在文字上遭灾，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触犯了忌讳，尽管断送了老头皮或者不老的头皮，在后人，还多少能赢得几分赞誉，被夸成有勇气，甚至有见识。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种名义修理的文人，不仅当时很惨，过后也得不到后人的好评，在今天看来，属于晦气到家了。 清初的吴兆骞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。吴兆骞是明末清初之季，江南有名的才子，这样的才子，在明社为屋之际，尽管没有顾炎武、傅山、张煌言、夏完淳那样的恢复之志，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国之慨。虽然很快就出来应试，做了顺民，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，这种人还是有欠修理的地方，至少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不安分，也要弄点名堂杀一杀这些人的傲气。于是，科场案出来了，凡是被举报的考官考生，统统丢了吃饭的家伙，而取中的举子，则被押到北京，俩兵丁拿着大刀看一个，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当场考试。江南才子吴兆骞就是被押解到京，在杀气腾腾的考场上考试的一个倒霉鬼。 一种说法是，从来都娇生惯养的吴兆骞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不免浑身颤抖，握不成笔，结果交了白卷。还有一种说法是 吴兆骞被押进考场之后，傲气陡起，说我吴兆骞考个举人还用受这种气，一字不写，交了白卷。不管哪种说法是对的，反正吴兆骞交了白卷，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极边之地，到宁古塔（今黑龙江宁安）给披甲人为奴了，再重一点，就是绞刑了。尽管吴的文名早已上达天听，皇帝应该知道，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后门才能考上，但处分依然是这么重。 吴兆骞在宁古塔的冰天雪地里，背着考试作弊的罪名，一待就是23 年。最后还是一班儿老朋友看不下去，托关系托到当时的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头上，纳兰惺惺相惜，伸以援手，这才让吴兆骞在暮年回到了家乡。

病人更需要蔬菜的调养。心血管病患者应该多吃蔬菜，因为蔬菜中含有丰富的钾盐。钾离子是维持心肌活动不可缺少的物质。动脉硬化症患者在每天的膳食中最好要有适量的蔬菜，因为蔬菜中所含果胶可以帮助机体排出多余的胆固醇。 一个身体健康、食量正常的人每天的食物中需要搭配多少蔬菜呢？一般说来，每天有六两土豆或者八两其他的蔬菜就够了。病人的需要量应该因人而异。心血管病患者每天可以吃到一斤的蔬菜。 到了冬天或蔬菜供应的淡季，吃点腌咸菜、渍酸菜、干菜及罐头菜等是有益健康的。酸白菜和泡菜含有较多的维生素C。 蔬菜中虽然含维生素较丰富，如果处置不当，维生素可能损失殆尽。在加工蔬菜的时候损失最大。洗、切、炒、炖，每道工序都有一定的损失。若能注意以下几点就可以使其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。洗好再切碎；下锅前才切菜，不要提前切好；凉菜要在上桌前临时加工；白菜外面的绿叶含维生素较多，不要扔掉；每餐的菜最好吃完；不要把煮菜的汤倒掉；蒸菜保留的维生素较多，而文火炖菜保留的最少；最好用不锈钢刀切菜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已经介绍过维生素是很“娇气”的，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。

清代士林中，“足迹几遍域中”的爱国志士魏源所提出的“游山学”思想，对中国古代山水文学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。故龚自珍曾称赞魏源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；综一代曲，成一家言”。魏源曾在其《衡岳吟》中对五岳进行生动刻画“：恒山如行，岱山如坐，华山如立，嵩山如卧，惟有南岳如飞。”而在其《游山吟》中曰：“人知游山乐，不知游山学。人生天地间，息息宜通天地籥。特立山之介，空洞山之聪，渟蓄山之奥，流驶山之通。泉能使山静，石能使山雄，云能使山活，树能使山葱。谁超泉石云树外，悟入介奥通明中？游山浅见山肤泽，游山深见山魂魄。 与山为一始知山，寤寐形神合为一。蜗争膻慕世间人，请来一共云山夕。”魏源认为“一游胜读十年书”，故对士人游山若要得山之真谛，则需“寻幽不惮遥，山深险亦好”“，奇从险极生，快自艰余获”“；好奇好险信幽癖，此中况趣谁知之。不深不幽不奥旷，苦极斯乐险斯夷”。魏源的这种“游山学”的辩证思想观念，既是建立在其《游山吟》中所曰“我亦造化所铸之一物，本与山川同自出”的思想基础之上，又是对明代“游道”思想观念的继承发展。其不仅超越了对山的审美范畴，而且体现了人生哲理和显示了士人追求人格价值的奋发向上精神。

俑分头、手、身三部分制作，然后装接粘合。造型作张臂伫立状，头戴盔，双眉粗壮隆起，两眼圆睁，眼珠鼓突，大鼻上翘，鼻尖硕大，状如蒜头，阔嘴厚唇，下颏肥满，相貌怪异，虽不狰狞，但见凶厉。身穿圆领衫，衣长至膝，足登高统靴，两臂左右平张，手臂壮实，双手作握物状，手型巨大，强劲有力。在整体造型方面比例不甚协调，显得头、手大而体、足小，作风粗犷、夸张、诡谲，这可能是由其镇墓的性质所决定的。 古人迷信，认为人死后埋于地下会有鬼魅来滋扰侵害，故而拜神驱鬼以护持亡灵。先秦典籍《周礼》就有方相氏入墓室驱鬼的记载，其说：“方相氏掌蒙熊皮，黄金四目，玄衣朱裳，执戈扬楯帅百隶而时难，以索室殴疫。”又说：“大丧先柩，及墓入圹，以戈击四隅，殴方良。”（《夏官司马》下）将方相氏捉鬼魅的活动，描绘得有声有色，生动有趣。他身蒙熊皮，佩戴黄金面具，穿起黑衣红裤，操着戈，举着盾，率领着役隶按时进行驱鬼，这情形似乎与现今在少数地方尚能看到的跳大神差不多。方良，是古人所说残害死者的鬼魅，也即 象， 魉，又叫传说“ 象好食死人肝脑，人家不能当，令方相氏立于墓侧以禁御之。”所以古时送葬、安葬必有方相驱鬼。除了召方相氏驱鬼外，还以茅草扎成俑，随葬墓中驱鬼。即所谓：束矛为人马，谓刍灵，神之类”。称之为刍灵的人马，由于是用茅草扎成，埋在地下极易腐烂，所以，在田野考古发掘中迄今还没有发现过。考古发掘所见的镇墓俑，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，主要见于战国时期楚国的墓葬中，称为“镇墓兽”，一般为木制，由鹿角、兽面（或人面）、方座三部分组成，方座为基础，中央立一短方柱，柱头弯曲如钩状，并雕刻或绘画成兽面形，也有作人面形，再在其左右两侧插以真正的鹿角，造型怪谲（见本书先秦部分俑），据说是象征山神、土伯的形象。到魏晋南北朝时，镇墓兽的形象演变为，作蹲坐式的人面兽身怪兽，身上长有长短不一的弯曲状的尖角。隋唐时又发展为站立在台座上的力士和足踏小鬼的天王，塑造为人形的镇墓俑甚为少见。这件出土于北魏墓的镇墓俑，相貌虽然丑陋，但造型却很生动，可能是一位宗教巫师，正在施法驱鬼。